长、县信访办负责人同样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公安局负责办理劳教的副局长、城管局长等相关人员被免职，市委市政府随之下发了关于规范劳动教养的相关文jiàn，对于劳动教养的程序更为严格。

　　同时下发了整肃行政执法队伍的文jiàn，文jiàn要求在全市各行政执法队伍中开展工作作风和纪律的大整顿活动，深入查纠和揭摆存zài的问题，着力推进执法队伍建设，不断优化安新环境。

　　这其中的重点，陆政东放在了信访工作上。

　　陆政东非常清楚，劳教制度虽然一直为人诟病，能认识到这项制度的弊端的人也不是没有，但如果不从国家层面出手，想要在短时间内取消这项国家层面制度，而在现实的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饭得一口一口吃，他可以再其程序上要求更为严格一些，更规范一些作为过渡，直到这项制度的消失。

　　而在信访工作上，他可以做的事情更多，也会更有成效。

　　上访，这是没有那一个地方可以回避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转型期的进一步深入。各种矛盾的增加。因为上访而产生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

　　对于底层民众来说。他们“偏爱”信访，且“一访到底”，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传统文化的视角来看，上访在中国社会的治理实践中源远流长、历代不辍，是一种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组成部分，亦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法文化内涵和精神要素的载体。其形成。可以说是文化的惯性所造成，非一时兴起，也并非一朝一夕之故。

　　封建帝制时代，不管是“公车司马”、“登闻鼓”，还是“上诉御史”、“邀车驾”等非常规的纠纷解决方式，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统治者能够跨越下面官僚主义这个障碍物“求民隐之上达”，通guò“申天下之冤滞”清除一些贪污腐化、为害乡里的地方官员并由此形成对其他官员的强大威慑，达到自上而下的有效监控；另一方面，民间郁积的不满、怨气得以通guò“上访”的通道释放，让底层百姓相信他们的事情可以在国家的制度框架之内得以解决。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包公崇拜。“包公”乃是传统文化中法精神的代表者，是传统法文化中的司法神。在国内传统社会。包拯、海瑞这样的“清官”和“青天大老爷”寥如晨星、难能可贵。他们满足了底层民众对于公道正义的渴求，让百姓相信人间还有正道。

　　在蒙受冤屈时，他们常常会长途跋涉、风餐露宿，选择衙门口等他们想象“清官”可能出现的地方，头顶状纸、跪喊冤枉，等待偶然一现的“青天”的到来。这种对“清官”和“青天”浓郁的感情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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