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那些有影响力的团体，试图说服政府给予更高的铁路补贴，并对羊毛制品课以重税，以保证国内生产商的利益。与此同时，在内战后忙着重建的南方各州，游说产业更是日益兴盛，各行各业都希望州立法机构将重建款项拨进跟自己有关的领域里，或者开放一些不那么符合传统迪克西价值观的生意以提振经济。

　　举个例子，在路易斯安那州，查尔斯-霍华德就代表彩票公司积极游说州议员和州长，以期获得在州境内销售彩票的，一本万利的许可证。

　　从1880年代开始，截止大萧条之前，美国社会进入了长达四十年的“进步时代”，各地开始广泛开展社会运动和政治改革，重点关注腐败、垄断、浪费和低效率的陈规陋习。那个时候，锐意进取的改革者开始批评说客对国会议员和州议员的腐化作用，公开呼吁加强对游说活动的监管与透明化。1928年，美国关税联盟通过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给胡佛塞钱的暗箱操作，成为了轰动一时的丑闻。关税联盟没有向公众披露他们的政治支出，并且也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将两位说客千方百计地包装成“华盛顿记者”支付报酬。

　　1953年，案开打，具体案情极为复杂，但基本上就是国会成立了一个专项委员会来调查可疑的幕后游说活动，而作为说客之一的爱德华-鲁梅利不愿透露交易和游说的具体细节。当时，著名自由派大法官厄尔-沃伦正担任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他领导的最高法院，史称“沃伦法院”，被广泛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自由的最高法院，没有之一。

　　沃伦法院极为广泛而强力地扩大了公民权力、公民自由、司法权和联邦管辖权。通过一系列裁决，沃伦法院为美国带来了“一人一票”、《米兰达法案》、结束种族隔离、承认民权法案等一系列重大变革。按照《范德比尔特法律评论》的说法，沃伦法院创造的，是一场对美国历史至关重要的宪政革命。

　　但就是如此左倾的一届最高法院，也没有对游说活动做出有力的限制。他们判决国会调查爱德华-鲁梅利的行为违宪，跟言论自由的原则相悖。而这一裁决结果，算是正式拉开了政治游说行业正规化、公开化、扩大化的序幕。

　　在新的政治气候影响下，游说活动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激增。据估计，用于游说的资金，从每年数千万增加到数十亿美元。1975年，华盛顿所有说客的总收入加在一起还不到1亿美元，而到了2006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25亿美元。退休后参与游说活动的政客比例，也从1970年代的不到5%，暴涨到参议院50%，众议院33%。

　　进入2010年代，旋转门已经成为了国会山政客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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