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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那份可怜的赏金。”
“She’s……psycho。”
克里斯-康姆斯塔克的评价脱口而出，但随即便添上一句补充说明。
“Inagoodway。”
“这个时代的孩子们，需要碧梨这种小疯子，来讲出他们的想法。”
韩易耸耸肩，不置可否地笑道。
“越来越扭曲的社会，需要越来越真实的偶像，用这种讽刺性的方式来……批判这个词太厚重了。应该说是……”
“像针扎气球一样戳破压力。”
“绝妙的比喻，克里斯，我很喜欢。”
韩易挑挑眉毛，对棉花糖的语言概述能力和对流行文化与主流社会的精准把握相当赞赏。
没错，2010年代往后走的这个美国，需要一根尖锐的针，来给快把整个房间塞满的，名叫矛盾、冲突与仇恨的气球放放气。
1999年4月20日的科伦拜大屠杀后，枪械暴力、校园霸凌、药物滥用、青少年抑郁和社会边缘人，这一系列曾经在新保守主义社会中被刻意忽视的现象开始逐渐浮出水面，吸引主流视野。
这是即将告别二十世纪的美国，最后一次全民道德恐慌。
当然，在这个奇异的社会里，道德恐慌换来的不是社会风气的清正，而是进一步的底线滑坡。六十年代对嬉皮士运动的恐慌，让药物滥用问题变得无法抑制。八十年代对匪帮说唱的担忧，使得以.A.为代表的黑帮成员开始成为全美青少年争相效仿的对象。
步入零零年代，这愈演愈烈的青少年心理问题，让美国媒体开始广泛讨论，千禧世代和马上将要到来的GenZ，会否成为又一个“失落的一代”。而伴随着这种讨论，一向有坏学坏的美国年轻人，找到了新的效仿对象和发泄渠道。
生活中任何一点微小的不如意，都可以通过药物、性和暴力来发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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