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之战后，日本军方对平津地区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上海。塘沽靠海，有港口，早就是日军经营的重中之重，是天然的入侵平津的前进基地和海运后勤补给点。

　　至于位于天津海河边的日租界，因为地理位置原因，却却是一个不靠海的“陆地孤岛”。

　　天津的日租界是日本在华租界面积最大的――超过2800亩，约两平方公里。天津这儿的洋租界，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最巅峰时在这里建租界的有九国之多，这是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北军后的产物，当时连比利时这种鼻屎国都在“万国来操的大清”这儿强设了租界。所有的租界都靠海河两岸布设――位置最好是英租界的码头港口，直接靠海，而日租界则是被挤到在最里面的海河上游区，没有直接的出海口。

　　日租界东北临海河右岸（西南岸），东南与法租界毗邻（锦州道），南至墙子河（今南京路），北起闸口至福岛街（今多伦道），再向西南至南门外大街和海光寺，共占地两千八百余亩。

　　这里地处内陆，因为靠海河，小吨位货船可直入，也是天津地区重要的贸易港之一。（注：清末到民国，海河多次挖深，丰水季时最高的通行17英尺吃水深度的货船。不过到了现代，因为用水过度，海河都快变成水沟了。）

　　山西战役之后，红军势力渗透进河北后，日租界区就有意识地将租界里一些坚固的建筑进行要塞化改造――即三井洋行。由于日租界紧挨着法租界的特殊位置，其和法租界更是只有一条马路作为势力分隔线

　　比起原历史，日本人在天津租界的驻军数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要稍减了一些――日租界里待的都是“华族老爷”而不是升不上去皇道派中二，他们很明白呆在这座孤岛上很危险。

　　开战前平津局势日渐紧张，这些“智力正常”的“华族老爷”们，在闻到平津地区的火药味后，早就悄悄做准备给自己留后路了。

　　比如“支那驻囤军司令部”，很早就迁到了后方冀东的唐山，直接跳出战略位置极恶劣的前线。

　　要说田代皖一郎这段时间啥都没做，其实是不对的。他就悄悄地把租界里的大部分精锐守军，在四月时调到塘沽，只留下两个小队的炮灰，上百名武装警察，加上从当地临时征召的数百名武装侨民，穿着军服充数，冒充正规军。

　　――历史上七七事变时，若不是宋哲元老想着糊，边打边谈被日本人的牵着走各种拖延时间导致援军赶至，当时日租界都差点让29军一波攻下。

　　而这一回主导进攻日租界的是红军，兵力战力和作战决心，战前准备都比29军要大得多了，而田代皖一郎在战前也非常清楚，这里一开战就一定会完蛋。

　　战略上来说，田代皖一郎把租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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